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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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勇:新时期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五个万亿级新空间

发表时间:2020-07-06


导言:2020年伊始,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与《城乡规划》杂志、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联动,策划此次国土空间规划主题系列微谈活动。我们将持续从规划治理、经济发展、人口科学、生态发展、国家安全、地理安全、政府管理、公共卫生、信息科学等多领域专家视角,分享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进程的全方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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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谈作者

万  勇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导,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注册城市规划师,上海城市记忆空间研究院院长


微谈主题

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新空间”的内容涵盖五个方面:居住最困难群体的老旧房屋的“旧区改造”;应保留保护的历史建筑的“城市更新”;郊区乡村风貌和农民住房的“乡村振兴”;各类产业园区用地和房屋的“产融结合”以及各类商业服务业空间的“夜间经济”。


01

探索新时期新空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的形势下,上海需要寻找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时代背景:


1

新冠疫情下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新特点、新需求,迫切需要寻求新突破;


2

上海经济发展密度不高,虽然经济总量全国第一,但从国际上看仍然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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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其他城市一样,上海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急需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4

上海建设用地规模非常有限,增量空间已经不多。


在上述时代背景之下,上海亟待充分挖掘社会经济发展“新空间”。


02

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新空间的考量要素


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空间”的提炼与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四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新空间需要具有一定规模。考虑到上海总体经济体量比较大,新空间必须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才能具有比较鲜明的适应新时代的标识度。


 

二是新空间需要具有区域均衡性,不仅兼具旧城和新区、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还要满足各个区域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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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新空间必须符合时代主题和世界大都市的主流发展趋势,需要有机结合与穿插当代众多现代城市发展的全新理念。


 

四是新空间需要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而不能再以外延式、粗放型用地为条件。



根据上述标准,经过一定分析、梳理,可有序探索将旧区改造、城市更新、乡村振兴、产城融合、夜间经济等五大方面作为新时期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空间”的可能性。


03

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新空间的内容阐述


1

旧区改造——针对居住最困难群体的老旧房屋


发展到目前这一阶段,上海旧区改造最急迫的对象,主要是缺乏独立厨卫设施的老旧居住房屋,主要分布于中心城旧住区和郊区老镇老街。按照市委市政府“能留尽留、能改则改、该拆快拆”和“保基本、保安全”的原则,应抓紧推进这一针对最困难群体的民生项目。


据统计,上海中心城区有十五万户以上的手拎马桶市民,仅征收一项就蕴含了数千亿的资金投入。在房屋征收后,对保留历史建筑进行修缮提升,对无保留价值的建筑进行拆除新建,也将带动房地产、家居、建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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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加上郊区老镇老街不成套居住房屋的拆除重建,旧区改造工作总投入将有望达到万亿规模。


若要在2025年前基本解决中心城区十几万户手拎马桶问题和同样规模巨大的郊区老镇老街不成套居住问题,不仅仅可以实现巨大的住房条件改善的社会效应、总体环境提升的环境效应,还可实现每年千亿规模的经济投入和投资拉动,意义十分重大。


在新冠疫情情况下,鉴于不成套房屋不具备开展防疫所需要的居家隔离条件,基于公共卫生需要,旧区改造工作的推进也显得尤其紧迫。


2

城市更新——针对应保留保护的历史建筑


除前述属于民生改善的旧区改造工作之外,还有很多针对老大楼、花园住宅、新式里弄、工人新村、工业遗产等历史建筑、存量空间、既有环境的城市更新工作,结合转型升级、业态调整、风貌保护、环境整治、国资盘活等工作一同开展,有的实际上也同时是民生工作。


 

截止2019初,仅黄浦区外滩区域老大楼就有建筑面积一百余万平方米,全市老大楼规模则更大;解放初期,上海共有各种风格的独院式花园住宅超过150万平方米,如果扣除为数不多的花园住宅已被更新利用,总的基数也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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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上海新式里弄、工人新村和工业遗产的规模也非常巨大。上述存量资产,总体规模至少达数百万平方米之巨。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很多历史建筑仍处于超负荷使用(花园住宅、新式里弄、工人新村)、错配利用(作为居住使用的老商务大楼)、低效利用(工业遗产)等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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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些历史建筑大多数属于直管公房、系统公房和宗教产等产权性质,暂时还属于经济意义上的“沉睡空间”,离实现其实际经济价值的距离还很巨大。


一旦像思南公馆(花园住宅)、外滩源(老大楼)、新天地/建业里(里弄)、八号桥(工业遗产)那样,通过城市更新、民生改善,辅以机制的创新、政策的完善、模式的探索,对低效、错配、高负荷的存量物业进行空间挖潜、用途优化、品质提升、环境改善,继而转化成高效高价值资产,也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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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随着上海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城市更新的范围也将逐渐放大,由目前以居住和工业为主的建筑更新,逐渐扩展到商业、办公等经营性物业,和文化、教育、医疗、体育、绿地等公益性物业,城市更新的经济体量将更为宏大,完全具备万亿级规模的可能性。 


3

乡村振兴——针对郊区乡村风貌和农民住房


上海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实现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激活农村的“沉睡资源”和“失落空间”,实现美丽乡居。


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把握当前农宅进入集中翻建期的窗口期,以城镇化地区和经规划的农民集中居住点为主要载体,确保在实现宅基地减量化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向城镇集中、平移集中等方式,着力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


据2019年统计,上海共有约75万户郊区农民,考虑到集中居住的现实情况,预计约有一半农民原址居住并有所提升,另一半农民将异地居住并适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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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异地居住的农民,结合政策导向,以进城进镇上楼为主,少部分归并平移。而对于原址提升的农民,也将会开展美丽家园、美丽乡村、美丽庭院等的建设。



按照有关政策标准,2035年前预计共将释放上万亿元以上的经济势能。如果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土地整理、河道治理、路桥修建、市政完善、设施提升、郊野公园等的配套建设和治理,整体而言,也将是一项万亿级规模的宏大工程。如以2035年基本完成为限,每年会释放出数百亿元的经济潜能。


此外,如果再算上乡村振兴和农民集中居住所产生的土地流转、建设安装、环境改善、产业导入等社会经济发展这本大账,其意义就更加重大。


4

产城融合——针对各类产业园区用地和房屋


实施产城融合的对象,主要是产业园区及其周边地区,也包括中心城区内功能性区域。


例如张江、金桥等原来比较纯粹的产业园区,以及陆家嘴等商务功能过分集中的中央商务区。在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提高经济发展密度、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等的要求下,在产业园区向社区、城区转变的条件逐渐成熟的情况下,上海大力推进产城融合、转型升级、职住平衡的工作恰逢其时。


目前,上海产业园区的建筑规模普遍不高,越来越不能满足园区内企业的发展需求;随着电子信息、科技研发、文化创意等洁净产业的发展,产业融合、功能混合已变得可能;随着工业用地规划设计理念的发展,容量提升、用地综合也开始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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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04个工业地块和195平方公里整体转型工业用地,共计近千平方公里,若按平均每平方公里扩容一定比例的建筑容量进行估算,则会释放出亿级平方米的建筑增量,按目前的建设、安装、配套等成本估算,单园区扩容这一项工作就会产生万亿级的硬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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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扩容后,原有企业生产经营的空间需求得到满足,新兴企业也纷至沓来,园区税收也得到增加。同时,由于产城融合、职住平衡、转型升级、用地兼容、功能混合等工作的推进,园区逐渐向社区、城区转变,也将带来城市活力的提升、空间效率的提高、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活动的增加,区域经济密度也将随之提升。


此外,园区内其他存量建筑和设施也会进行相应改善,从而带动市政设施、配套服务等的发展。这样一来,总的经济规模也是万亿级。


5

夜间经济——针对各类商业服务业空间


目前,全球城市消费开始由过去对空间的延展变成对时间的延展,夜间经济已成为各大都市的发力点。


上海于2019年出台关于上海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全力推动夜间经济的繁荣发展。夜间经济的发展对象主要是城乡商业服务业空间和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消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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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夜间经济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对各类适宜空间的积极利用,激活空间,拉动消费,提升城市活力、城市魅力和城市温度。


着力推进夜间经济之前,上海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和旅游业增加值合计约为数千亿元。而对夜间经济的大力推进,将使相关产业的经济体量大幅度跃升,年均增量也将达到数百亿元,到2035年增量加和也具有万亿级规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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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经济的爆发还会带动周边交通、物业、演艺等的发展,也将拉动一定规模的经济发展。随着上海打造“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区、“世界级会客厅”以及“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夜间经济的爆发将成为激活城市空间、展示城乡形象、助力经济增长、诠释城乡文化的有效载体。


04

处理好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新空间的几个关系


1

五大新空间之间的关系


五大新空间存在相互穿插、相互叠加的方面,但总体上是相辅相成的,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促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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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今的旧区改造,尽管因“保基本、保安全”要求而需要“该拆快拆”,但对于夹杂其间的历史文化风貌、优秀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则仍需要坚持“能留尽留、能改则改”原则,仍需要运用城市更新的基本理念与方法。


又例如夜间经济,也可能需要结合到产城融合、城市更新当中去。比如可以利用产业园区中的消极空间,针对产业园区夜晚城空现象,搞“夜猫子”俱乐部式的配套服务,也推动产业园区从园区走向社区、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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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可以结合城市更新,将夜间经济植入类似于暂时还比较消极的存量空间。再例如乡村振兴,对于空间和产业的规划,有时也需要以有机更新的理念加以改善,以促进乡村地区的有序、有机、渐进转型发展,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大规模、大力度实施。

2

新空间推进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上述五大新空间的经济规模,有望达到每年数千亿元,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达到10%甚至更高。然而,这些工作的前期投入十分巨大,且投入产出存在较长时间差,产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中很多工作一开始体现为大规模投入,一个周期后,才能逐渐体现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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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旧区改造,一开始体现的是社会效应,然后才是环境效应和经济效应。又比如产城融合,一开始体现的是环境效应,然后才是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就业)。


因此,上述工作均需要在财政预算中进行综合规划、策划、统筹,寻找投入产出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同时通过策略、模式和政策、机制的创新,寻找科学利用各类资金尤其是社会资金的方法和路径。

3

既有常态化推进与新时期重点推进的关系


上海过去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进这五大新空间的相关工作,有些阶段不可谓不快、不可谓不好,但总体上系统性和协调统筹仍需完善;有的内容的时机和条件需要进一步优化(如今年前的夜间经济和2015年前的城市更新)等等。


相比而言,新时期的五大新空间推进工作具有一些新特点:


一方面,五大新空间需要系统推进、组合推进、协调推进。


这是新时代的要求,旧区改造形势紧迫,乡村振兴箭在弦上,夜间经济恰逢其时,城市更新和产城融合势在必行。而要同时开展如此之多的重点工作,就必须整体谋划、策划、规划和计划,以达到系统最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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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五大新空间在难度、广度和深度上远非昔日可比。


在难度和深度上,如旧区改造,新时期旧区改造对象多为“骨头”地块,其成本之高今非昔比,其规划条件、营商服务和依法行政等政策要求之严也今非昔比;


广度上如城市更新、乡村振兴、产城融合等,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工作,具有综合性特征,稍不注意就可能在某个方面留下遗憾,甚至产生问题和矛盾,因此需要从整体上攻坚克难。


05

关于疫情下探索社会经济发展新空间的几点思考


1

进行系统性的调查、研究与谋划


就可行性、必要性、重要性、操作性等进行体系化的梳理与建构。哪些确实可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其内容、类型、空间、挑战、进度、节奏等等进行谋划,继而提出实施的路线图。


2

制定创新型的政策、规划与计划


这需要体制机制创新。未来应提升五大“新空间”的发展节奏和规模,通过模式、机制和政策上的完善与创新,充分释放经济潜力。


模式上,鼓励多元化组合和探索,实现国有资源的充分激活,社会资本的充分运用,民间力量的充分调动和行政力量的充分配套。


机制上,鼓励合理创新,鼓励实验和探索,倡导“四两拨千斤式”、“磨刀不误砍柴工式”的研发和攻关,形成示范效应,进而构建科学、高效、持续的发展机制。政策上,创新思路,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下破解瓶颈难题,在思想、理念和理论方面形成一定程度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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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目前上海在模式、机制和政策上的突破和创新仍缺乏力度,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国家大力支持上海就此展开积极探索,在重要的战略安排上也赋予了上海较大的空间,上海应抓住“五大新空间”发展机遇,勇于开拓,实现新时期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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