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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介鸣:居住人口密度应成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要考量因素

发表时间: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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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整个社会经历了“突然暂停”和“缓慢重启”的艰难过程。城乡规划领域在转型构建中直面这一变革性的重大冲击,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发展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联合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城乡规划》杂志社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变革”,访谈嘉宾包括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朱介鸣等多名专家学者,话题将深度聚焦“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划应对体系”,“建设具有抵御力的韧性城市”等核心议题。




本期特邀专家:朱介鸣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新型城镇化

和城乡规划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采访完整视频

采访正文

提问:您认为此次疫情对国土空间规划带来哪些影响和改变?


朱介鸣:作为规划师我们常常被问到以下问题:


  • 这次的新冠疫情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会有什么影响?



  • 我们作为城市规划师应该有什么作为



答案是一定会有的,实际上城市规划就是因公共卫生问题而诞生的。


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很多大城市,城市密度提高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公共卫生问题,比如曾经困扰英国的“瘴气”。


当城市密度提高后,垃圾没有及时处理,再加上空气流通不畅,就会出现一种“瘴气”,“瘴气”会引发病菌和病毒的滋生,导致流行病的出现。


对英国影响较大的有两大公共卫生事件: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1890年代后期,当时正值英国和南非布尔人开战。英国在本土征兵时发现城市中的士兵身体检测均不合格,只能转而去乡村征兵,这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公共卫生事件。


第二个事件是伦敦霍乱,这是个很著名的事件。当时伦敦出现了大量的霍乱,且不知道引发霍乱的原始病毒在哪里。有一位医生发现,很多病人都是因为喝了水泵中的水才被感染的,他认为水污染是此次霍乱流行的原因。


后期,经过二三十年的医学研究,才证明这个病毒确实是由水污染传播的。随后,伦敦就开始建造大量的地下排水管道,这就是所谓的城市规划反应。


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健康出现问题,规划工作者们提出了城市要加强通风,因此有了房屋间距、日照的规范。同时,城市里开始规划公园、空地、林荫大道,均是为了加强城市通风,使“瘴气”不易产生,这些举措的效果很显著,使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城市规划规范,大多数来源于工业革命后发生的一些公共卫生事件对城市的塑造,以及对一些城市规划举措的深远影响。


提及此次疫情,不可避免要说到“城市密度”和“疫情传播”的关系。


美国发病率很高,但是高发病率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如芝加哥、纽约、洛杉矶、波士顿等地区。城市密度高会助长病毒的传播,目前许多美国要求复工、要求解除封闭,声称他们当地发病率较低的居民大多数来自于郊区或农村。


所以此次新冠病毒发病率肯定与城市密度成正相关关系。


但此处需要强调一点,高密度固然会助长病毒的传播,但是高密度不一定会引起高感染率。


我们可以参考一些东亚城市的数据:


 

越南是一个密度很高的国家,但是目前越南全国的病例约270余个;


香港也是一个极高密度的城市,区域病例约1000多个;


台湾同样是高密度区域,全区病例约400多个,台湾地区人口与澳大利亚人口相差无几,大概约 2300万人,但澳大利亚地广人稀,病例却突破了8000例。


这几个案例说明:高密度不一定会引起高的感染率,城市密度是导致病毒传播的一个因素,但不是绝对因素。


我们的结论是,传染病的流行和城市管理、管制有相当大的关联。


为什么在此次防疫中,东亚做的比欧洲好?


因为东亚有过一次SARS的经历,以前经历过,对于此次应该怎样防止病毒传播会有一定的经验。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此次新加坡的案例,因为它存在一些特殊性。


新加坡的第一个病例是一名武汉游客,2月初,该名游客至新加坡旅行且发病,在新加坡引起了小范围的传播。


直到2月中下旬,新加坡整个国家的病例约60例。新加坡政府觉得此次新冠病毒就像一个普通流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后来,随着欧美疫情扩散,新加坡在欧美的很多访问学生及侨民受到了影响,他们觉得待在欧美很不安全,得到许可后逐渐回到了新加坡。


这是第二波病例输入,新加坡采取了常规的控制方法,即如果没有发热则回家隔离两周。但那时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回家即开始了病毒传播。因此,新加坡没防住第二波病例输入。


结果就是,新加坡现在有超过2万个病例,在亚洲,除了中国,新加坡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新加坡肯定是一个高密度国家,居住区容积率3.5是普遍现象,我甚至还看到一个容积率是7的居住地块。


像亚洲大部分的大城市一样,新加坡人口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本地人,一部分是外国劳工。


新加坡本地人大概有400万,外国劳工大概有32万。但在感染的2万病例中,外国劳工占比近90%。


为什么外国劳工患病率、感染率那么高?


在同一个国家,防疫措施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是外国劳工的居住条件和本地人的居住条件是不同的。


虽然都是高密度,但外国劳工住在集体宿舍里。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新加坡的外国劳工集体宿舍,一个房间大概要住12至20个人,厨房、卫生间是共用的,大概20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差别就在这里,居住条件差反映出密度高、空间狭小的问题,此处就成为了一个规划问题。


以前,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公共卫生问题,城市开始控制密度,体现在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上。到今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通的控规指标了。


新加坡的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都是类似的,但是外国劳工的人均居住面积很小,新加坡本地人的人均居住面积相对适宜,每家都匹配有一套厨卫设施。


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以后的控规可能要增加一个指标,叫居住人口密度,或居住户数密度,这个密度反映人均居住面积。


人均居住面积不能太小,即我们所说的要保持社交距离。如果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米的间距,则个人空间大概需要4个平方米,以保证相对安全。


以前,这个指标好像没人说起过,人均居住密度还是相当重要的。从新加坡新冠病毒流传事例来看,外国劳工受影响最大,明显在于他们的人均居住面积不够。


实际上,对于保证人均居住面积,以前也是有过一些措施的。比如说针对群租现象,政府需要管制。但是针对此事,存在一些社会舆论,群租房因租金少,解决了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有人认为不应该过多干涉。


然而,如果从公共卫生的角度上来看,群租房确实有可能置人们于危险之中。


上海市区有很多老旧里弄,人均居住面积不高;广东的城中村也普遍通风条件不好。以前,我们讨论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从他们的经济条件、收入水平来考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排。但是,如今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思考维度,即“公共卫生”。


新冠病毒对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公共卫生不只是课本上的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很实在地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会对规划提出要求。


但是,有一个加拿大学者Richard Florida,他曾说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对城市空间并没什么影响。他提到疫情对城市空间没有影响,或许是因为已经针对可能影响城市空间的因素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即日照间距、房屋距离、公共空间都已经到位了。中国也传承了这些规划的措施。


此次疫情对人均居住面积提出了新要求,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以后规划领域需要考量的重点。


提问:节目最后,想请您对广大观众朋友们说一句话,您最想对大家说一句什么?


朱介鸣:我们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很少,我们要与它共存,这对我们的生活会提出很大的挑战,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城市空间,具体怎么影响,目前还不清晰。


在疫情当中,往往是低收入居民受影响比较大。


如果以前不考虑公共卫生,城中村是可以存在的居住形式。但如果把公共卫生考虑进去,那么我们应当把公共卫生放在第一位,确保人们的居住条件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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